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牡丹芳》中如此描绘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但人们对于牡丹的狂热并非从始有之。

秦汉之时,牡丹已作为药用植物出现在《金匮要略伦》和《神农本草经》中,但是,唐朝前期一直到安史之乱的史书和著作中,“牡丹”二字的记录并不多见。

宋代学者郑樵《通志》卷七十五云:

“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

“故其初曰木芍药。古亦无闻,至唐始著”

“牡丹晚出,唐始有闻,贵游趋竞。”

 中唐文人韦绚于《刘宾客嘉话录》记:“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

兴盛

 

 

 

 

 

牡丹真正的兴起,是在盛唐时期(650-755),伴随着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牡丹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宋代王禹偁在《芍药诗并序》中提到

“然自天后以来,牡丹始盛。”

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有闻以名著者”

中唐诗人舒元舆《牡丹赋》记载: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

盖遁乎深山,自幽而著。

以为贵重所知,花则何遇焉?

天后之乡,西河也,

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

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

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

 

中唐舒元舆所作《牡丹赋》,描述了一百多年前,武则天从家乡西河移植牡丹进上苑的故事,时隔久远,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有《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第385页指出:

“永泰公主墓石椁线画中已出现牡丹”


永泰公主于神龙二年(706)陪葬于乾陵,说明木芍药(牡丹)作为观赏植物,至少在武则天执政后期已在宫廷中被人熟知。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有晚唐杂史《松窗杂录》记“李白诗赞杨贵妃”一事,提及: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
自注:“《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

文中还提到天宝二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欣赏木芍药,李白醉赋《清平调》三首的故事。

三首的前两句皆提及牡丹: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更有五代小说《开元天宝遗事》记

“杨国忠初因贵妃得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楯,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

文中记杨国忠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花开时,聚集宾客友人阁上赏花。

 

宋《太平广记》记:

开元末,裴士淹从汾州移白牡丹于长兴私地。
天宝中,为都下奇赏。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从可靠,但有岑参作于天宝末年(756年)的《优钵罗花歌》记曰:

“牡丹价重,芙蓉誉高”

中唐李德裕的《牡丹赋》记:

“今京师精舍甲第,犹有天宝中牡丹在”

可见,在唐玄宗时代,“牡丹”已作为观赏植物,在贵族和高官的宅中有种植,并且价格高昂。

 

 

 

安史之乱(755-763)后,政治斗争和战争不断,王公贵族疲于奔命。一些观点认为:“朝臣奔逃、宫人流散将宫中的牡丹玩赏之趣散布至民间。”

牡丹的栽培在此时开始由皇宫走向普通百姓,民间出现了许多种植牡丹的能工巧匠,为牡丹的真正火爆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平息后,牡丹伴随着大唐的国力复苏迎来了真正的发展高潮。

据《唐国史补》(著于821-824)记载: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

可知唐德宗(贞元,785-805)后期,社会逐渐稳定,赏玩牡丹之风已经开始出现。

唐宪宗(元和,806-820)时期开始,元和中兴,国势复振。这一时期政治开明,经济复苏,奢靡之风再行,玩赏牡丹逐渐成为社会风气。“牡丹”二字从此时开始大量出现在各类诗词作品中,《全唐诗》中有超过百首牡丹诗都在元和年间及之后所著。民间对牡丹的喜爱也进入近乎狂热的阶段。

《唐国史补》(821—824)记载,“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

每到暮春时节,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为买牡丹,车马若狂,不惜重金。

 

白居易的《牡丹芳》描写道: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

舒元舆(789-835)《牡丹赋》记:

“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
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

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

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中唐之后,牡丹的玩赏之风已经有宫署、士庶之家蔓延到四海之内,民间赏玩牡丹已经成为风气,主要在贵族私宅和寺庙中进行。诗词众多,有王建《题所赁宅看牡丹》禹锡《浑侍中宅牡丹》和《思黯南墅赏牡丹》、白居易《微之宅残牡丹》、姚合《和王郎中看牡丹》等十多首唐诗于《全唐诗》中记载私人宅院看牡丹之事;

徐凝《题开元寺牡丹》、 元稹《西明寺牡丹》和 《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 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等诗赋记寺院牡丹。

更有唐末王贞白《看天王院牡丹》:“千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

可见中唐之后,寺庙成为民众观赏牡丹的重要场所。

 


价格昂贵

 

 

 

这一时期此时牡丹不仅火爆,价格也十分高昂。

柳浑(714-789)(一说作于777-787年间)“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

李贺(790-816)有诗云:“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斸春草。”当莲花枝干还未长出,秦蘅已经衰老,人们赶着马,驮着金子,去买牡丹花苗。

白居易(772-846)《买花》诗中写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张又新(元和时期有名)作:“牡丹一朵值千金,将为从来色最深。

唐朝的官服颜色,三品以上穿紫袍,四品深红,人们观赏牡丹,亦认为颜色越深越好,色彩艳丽的牡丹品种或也因此价格高昂。

 

 

 

此时,人们通过诗词对牡丹的赞扬,将其推崇到了十分高的地位。

徐凝(元和年间有诗名)“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元稹(779-831)“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

白居易“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流传最广的当属:李正封(元和时期官员)“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和刘禹锡于开成二年(837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晚唐诗人皮日休诗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号作百花王。

自此,牡丹有了“国色天香”和“花王”的美名,也为宋代牡丹文化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和文学基础。

 

 

 

 

随着唐朝社会后期陷入动乱,牡丹花的栽培也在中唐后期开始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开始在南方人工栽培。

中唐时,白居易《看恽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有记:“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

但到晚唐已有张蠙《观江南牡丹》云:“北地花开南地风,寄根还与客心同。

 

 

 

小结

 

 

 

 

无论是贞观遗风、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和会昌中兴,还是中晚唐牡丹的栽培随经济重心南移。牡丹的繁盛与唐朝的繁荣密不可分。

"国运昌则花事兴"哪里有繁荣,哪里就有牡丹。而人们的爱之若狂、王亲贵族的追捧和珍稀品种的高价也让牡丹在后世有了富贵之名。

即使在唐灭亡一百多年后,后世仍记得牡丹的雍容华贵,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做出如此评价:“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后记

武则天开始(690)至开元、天宝末(-756)的半个世纪的盛世,笔者能找到的最早的确切记录仅岑参作于天宝末年(756)的《优钵罗花歌》记曰:“牡丹价重,芙蓉誉高”,可知在天宝年间,牡丹已在唐朝宫廷之外传播开来。
然此时,牡丹并无大量当时的记录,即便是武则天从西河移牡丹进上苑、李白脍炙人口的《清平调》三首和杨国忠为牡丹建沉香阁的故事,也都是在中唐后的书籍中才出现。

中唐之后,元和中兴,盛世复苏,虽不及开元盛世,而此时有关牡丹的诗词才大量出现,笔者认为这与雕版印刷术的传播和普及密切相关

北宋沈括曾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五代)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

明代学者在《少室山房丛谈》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禁止传抄佛经;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

唐玄宗时,设立了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工作,设官员主持抄书事宜。说明在安史之乱前,雕版印刷术尚未在民间和官方广泛普及,民众传播诗文多靠抄写和口耳相传,加之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也使牡丹诗文典籍后世存量较少。

到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中唐时期,在扬州一代,已经有人把白居易和元稹自己的诗“模勒”下来换茶酒。大和九年(835年),《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中东川节度使冯宿的一份奏请:"剑南两(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说每年官方还没有颁发新历,市上已有人售卖私自印刷的历书。此时民间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印刷术。

而世界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金刚经》出现在晚唐的咸通九年(868)。可知中唐之后,印刷术才逐渐在民间兴盛。

这些记录无不说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加速了牡丹文化的传播。同时笔者也期待更多关于盛唐时期的牡丹诗文和故事随着考古纪实浮出水面,为牡丹在盛世大唐的传播留下宝贵的新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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